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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歷史的航程
施忠賢

　　一、錨：「歷史夜的定位

　　一個重視歷史的民族，最重大的課題不是如何記取無窮無盡的歷史教訓，而是如何將日積月累、汗牛充棟的史冊臚列統整、歸納分類。中國是個多書、重書的國度，早在西方圖書館學還沒傳入的漢朝，雖然經過了秦朝挾書律（一般所稱的「焚書」）和楚漢相爭的經年戰火，但短短數十年間，西漢成帝時的劉向和劉歆父子，已經需要設計一套圖書分類系統為當時龐雜的書籍典冊進行編目工作。劉向完成的是《別錄》，其子劉歆在這個基礎上推出了《七略》。
   
　　《七略》將當時的古今圖書分為六類（加上最前面的分類原則等總綱性文字，合起來就是七略），其中的〈六藝略〉堪稱「經學」之部，是六經相關書籍的類別。既然與六經相關，其中必然有一部分的書籍是依附於《春秋》而成一小類的，而這一小類，便是中國最早史籍被編入的門類。
   
　　史書被編入經學，這不是劉向父子混淆了類別，而是六經原本不是「經夜，它們的來源多端，像《詩》屬於文學；《書》、《春秋》屬於歷史；《易》屬於命理；《禮》屬於制度；《樂》屬於音樂。但後來儒學開展之後， 「經夜成了它們的第一身分，而其各自的原本功能便成為次要的了。
   
　　從這個特殊因緣來說，中國的歷史向來便不只是歷史，而是「經」與「史」的綜合。說得更真切些，從中國的觀點來看，人類是藉由過往之事（史）來領悟人生之理（經）。「史」是「經」的材料， 「經」是「史」的意義。當然，這樣一來「史」的地位因為「經」的身分而提升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史」也成了「經」的附庸，無法有獨立的學術領域。
   
　　這種情況一直要到南北朝才有了不同的分類法。那是梁朝阮孝緒，他在他的著作《七錄》中，將圖書分為七大類，其中第二類為「記傳錄」，也就是史籍類。這一類單獨成立，與第一類的「經典錄」已經區隔開來，可以說， 「史」與「經」自此已然走上分道揚鑣的路了。
   
　　而一般最為耳熟能詳的「經、史、子、集」四大分類概念，最早出自於《隋書．經籍志》。但究其實，該書對於圖書的劃分共有六類，除了前面這四大類外，要再加上「道經」、「佛經」這兩類。只不過這後兩類既是宗教典籍，便與人間之學有別，因此阮孝緒在《七錄》裏便將之稱為「外篇」，與前四類的「內篇」界域分明。《隋書．經籍志》雖然沒有區分內、外，不過「經、史、子、集」叫四部， 「道、佛」則不稱部，顯然仍是差別看待的。因此，後代皆以《經籍志》為四部分類的先河，而中國圖書典籍的分類規模，也大致底定，後代因循的多，更易的都屬細部調整了。
   
　　《隋書．經籍志》尚有一個分類上值得注意之處，那就是它將史部分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史、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目。如果對照清代編輯的《四庫全書》，其史部共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十五種。依這兩者對史籍的分類，則除了《左傳》、《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等

　　我們常見的史書外，尚有資料、制度、天文地理，甚至讀史心得都包羅其中，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史學的廣度。

　　二、船：史書的體裁
   
　　歷史是被寫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下，歷史是人為加工後的產物，一般人認為的歷史「真相」或「原貌」，大約只能算是歷史的素材，它離歷史成品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加工後所呈現的歷史，將過去原本未定的一切，定格成為一種系統化、完整性的樣貌，我們看到的歷史，就是這種處理後的歷史。
   
　　而這種歷史「工藝」隨著時間的演進而發展。「時間」是一開始的常用工法，理由明白直捷：歷史乃是時間的產物。因此隨著時間的縱軸而將素材依次排列，便有了「編年體」的產生。編年體以「年」為單位記錄歷史事件，起源最早，所以也稱古史。前面提到的《春秋》便是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其後北宋司馬光耗時十九年所完成的《資治通鑑》，同樣也是編年體的名著。
   
　　編年體算是最素樸的歷史撰述法，因此它的優點與缺點也簡單明顯。由於它貼緊時間的軌跡，所以優點是特定時間單元內所出現的人事物可以一目瞭然，事件的前後次序也能輕鬆辨識。然而，歷史常不是一瞬間的，在漫長的時間流衍中，許多人事物以斷斷續續、若即若離的方式進行著，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中常會發生歷史「斷點」的情形，然後在某個時點又忽然接續了起來，歷史在此竟被時間切割得零碎散漫，真是成也時間、敗也時間。
   
　　由於編年體的這個缺點，讓我們理解到「時間」並不是歷史唯一的構成要素。我們觀閱歷史，常常是在檢視「事件」，而「事件」是一連串人事地物的總合，它隨「時間」而演變發展，但不純然只是時間。於是一種以「事件」為主軸的歷史撰述法─ 「紀事本末體」於焉誕生。
   
　　紀事本末體是以特定歷史事件為中心，每一事件單獨成一篇。這種體裁一般認為是創始於宋朝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然而早在《戰國策》這本史書上便可以看到這種形式的歷史呈現，如《東周策》的「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秦策》的「衛鞅亡魏入秦」等。在此，構成歷史的單元要素是「事件」，經由彙整貫串，每一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與結果有始有終、獨立而完整。
   
　　紀事本末體讓歷史脫離了編年體那充滿資料、記錄的性質，進入到一種濃烈的敘事風格裏，它相當程度地擺脫了時間（依序編史）對於個別歷史事件的干擾，讓歷史可以是一則頭尾完整、一氣呵成的動人故事。這不僅拉近了歷史與文學的關聯，還大大強化了歷史作為「借鏡」的文化功能。原本在編年體的史冊中，歷史要發揮「借鏡」功能，常須利用「外加」的方式，以《春秋》為例，它須透過如《公羊傳》、《穀梁傳》、《左傳》等「解經」的手續，亦即對於記載內容「解碼」或「補充說明」的過程，才能令人洞悉歷史的原委，以及後人應記取的教訓。而紀事本末體讓歷史充滿了劇情，讀史和看戲之間有了更簡捷的過渡，觀閱後自然會在心靈產生洗滌、淨化、反思的藝術效果。以上，都可視為紀事本末體的優點。
   
　　只是，紀事本末體的方式，讓歷史被切割成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這些事件之間同樣有了「斷點」。以上面提到的「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衛鞅亡魏入秦」為例，我們無法知道這兩者之間有何關聯？以及這兩個事件中間還發生了什麼事？所以看紀事本末體的作品，我們得到的是對許多故事的印象，得不到一個時代的完整風貌。歷史，被「事件」切割得零碎了。還是那句話：成也事件，敗也事件。
   
　　紀傳體的出現，開啟了中國歷史撰述上最偉大的工程。它以「人物」為中心，直接點明人性、智愚、情仇、治亂等等跟人有關的元素，才是推動歷史無限開播、欲罷不能、精采紛呈的驅力。從編年體的「時間」、紀事本末體的「事件」，到紀傳體的「人物」，史家看待歷史的焦點，從抽象到具體，從具體到生命，經過這一連串演變，中國的歷史彷彿經歷了一番「皮諾丘」（變人）歷程，不能不說，紀傳體是歷史上，畫龍點睛的那一筆。
   
　　那麼會不會又是成也人物，敗也人物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只是司馬遷所設計的紀傳體，並不只是從「時間」、「事件」改變到「人物」這樣單純的焦點轉移，若只是這樣，那與其他體裁對比，自然是各有優缺點，而且優點之所在，缺點之所在。紀傳體相對於其他兩體，最大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系統」，所以有其多元層面，在這個比較點上，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各自只有「時間」和「事件」一個層面，所以特色突顯，缺點也明顯。正因如此，使得紀傳體雖然以「人物」為述史主軸，卻能夠在多層面「系統」的互補下，大大減低了「敗也人物」的缺失。
   
　　司馬遷所規畫的這個「系統」，以「本紀」、「世家」、「列傳」分記帝王、諸侯，以及個人的歷史；此外又以「書」記述典章制度；以「表」按年為序，列出諸侯王者之歷代大事記，使讀者仍能有明確之時間觀念。這是司馬遷參酌古籍、綜合各體的嶄新創舉，喻之為偉大的「發明」，一點也不為過。所以「人物」（本紀、世家、列傳）所可能產生的偏失，有「書」和「表」來補充說明；時間縱軸在「本紀」、「世家」、「列傳」中被保留，且在「表」中被格式化；時代、社會與文化的橫剖面則放入「書」中做完整敘述。這是文化與歷史累積到極豐富的程度才會出現的大躍進，間接也逼出了《史記》這本曠世巨著。
   
　　自司馬遷創設紀傳體後，歷代修史者沿承不絕，只做小處更動，全然不違其基本規範，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與《史記》和稱「四史」），一直到清代的《明史》（合稱「二十五史」），中國歷來被稱為正史者，全都遵循著紀傳體的規格。

　　三、航：歷程的典範
   
　　拜紀傳體發達之所賜，數千年來許多精采的人物相繼躍然於史冊上，他們或開風氣之先河、或留後代之遺澤、或閃耀生命之熾芒、或埋首千古之事業……，太多太多的典範人物，沿著歷史的軸線站立在他們所屬的時間座標上，讓歷史這條長河璀燦閃爍，直與天上銀河輝映。
   
　　歷史之奇妙，在於它從來不曾停留在過去，而是時時閃現在當前。孔子行誼垂訓百世、孔明妙計膾炙至今，即使像《說文解字》的許慎、《通典》作者的杜佑，透過他們的著作，我們都能清楚感應到一顆睿智深思、認真渴求的心靈在躍動著，更不用說是曹操那一世奸雄的形象、秋瑾愁煞人的悲傷，以及惠能本來無一物的豪情了。也許要用顧愷之的畫筆才描繪得出武則天一代女皇的威勢、鄭和站在艦首遠眺汪洋的眉宇、華佗把脈問診的專注，和周敦頤那謙沖不染的道貌。所幸司馬遷用他的文采，替我們留下了劉邦發跡的故事、白圭發財的傳奇。而同屬於太史公那個時代的張騫，雖然沒有向東打通前往福爾摩沙的水路，但最後鄭成功、劉銘傳還是相繼渡海來台了……
   
　　歷史之奇妙，在於它從來不會只是別人的故事，而往往自己不知不覺間也成了劇中之人。也許我們該和王羲之一樣來個臨文嗟悼、感慨係之。在這群賢畢至的二十篇介紹文字中，每人每事，都足以遊目騁懷、暢敘幽情，與這些時代的領航家結識，也不枉我人俯仰一世了。